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，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会议当天，26岁的陈瑞福在邻居家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，马上着手创办了一家小企业，这便是如今横跨影视文化产业上下游的星光公司的前身。

        “上世纪70年代，农民太穷了，光靠种地连饭都吃不饱。”这是陈瑞福“创业”的原因。事实上，改革开放以前，他就已经开始涉足农副业了，“那时马路边有很多野生灌木丛，我们村民就用里面的荆条编大筐卖给工厂。”陈瑞福是个“技术控”，喜欢琢磨创新，编的大筐自然也和别人不一样，“大家都给灯厂做包装用的筐，别人做的都特别笨重，我通过简单设计改变造型，编出的筐既能起到保护作用还特别轻便，很受欢迎。”

        编大筐，虽然挣不了几个钱，但好歹是解决了吃饭问题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陈瑞福决定要干工副业，“听到改革开放消息的那天晚上，我一宿都没睡着，我感觉世界变了，自己必须干点什么！”

        70年代末，国家开始实施身份证制度，每个人都要拥有证件照。与好生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几乎每家照相馆都缺少照相灯，“我去照相的时候，没少听摄影师抱怨。”头脑灵活的陈瑞福，立刻察觉到了商机，拉着同村的几位农民，把编大筐攒下的钱都投了进去，成立了西红门照相器材厂，专门制作照相灯。

        一群编大筐的农民，用村里的马棚当厂房，跑去修车厂借设备，竟然要做照相灯？“其实真正难住我的，是技术。”陈瑞福回忆，那时乡镇企业是没有工程师的，只能花钱请城里的工程师在周末偷偷下乡做技术援助，他们也被称作“星期日工程师”。牛街北京灯具厂的崔师傅、王府井红光照相器材商店的宋师傅，都是在这个时期被陈瑞福“挖”来的，“正是有了这些师傅帮忙，我们厂才能做出受欢迎的产品。”陈瑞福说，工厂第一年的利润就超过了3万元。

        当年，还诞生了如今被业界传为佳话的“四顾茅庐请赵铭”。有一天，陈瑞福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有关创新产品高色温灯的报道，得知发明者是北京电光源研究所的赵铭，满怀诚意的陈瑞福随即登门拜访，几经拒绝后，终于在第四次请来了赵铭，“做企业，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和产品，必须牢牢抓紧。”回忆起创业艰辛，陈瑞福感慨良多。

        1983年，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，决定实施“四级办电视”，即中央、省、市、县都要可成立电视台。此举，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内电视台数量的剧增。相关数据表明，到1997年，全国电视人口覆盖率已经从1982年的57.3%，激增到了87.6%。

        地方开办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，就需要演播室。这一时期，星光的业务开始扩展至电视领域。一次，陈瑞福到上海参加产需衔接会，得知上海电视台需要安装一个1080平方米的大演播室，当时，在国有企业依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，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了新生力量，加之沿海地区思想相对开放，凭借着“主动配合”、“免费设计”，陈瑞福成功拿下了这一项目。此后，星光陆续承接了广东台、新疆台以及中央台、北京台等众多电视台的演播室工程。

         1988年，陈瑞福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开办的国内第一个专业灯光班，“我既是投资者，也是学员。”这不仅改变了陈瑞福对灯光领域的认识，还结识了不少朋友，为星光后来的转型打开了思路，“企业要发展，专业人才最重要。”1994年，陈瑞福再次与北广合作，投资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灯光专业，人民日报还曾以《一个企业成功地催化了一个高校专业》为题进行了报道。

        如今，电视领域的人们，亲切地称呼星光为“大本营”。这源于90年代末，星光尝试建设自己的演播厅，“当时电视节目越来越多，电视台的演播室不够用，再加上‘制播分离’的趋势，我们建设了一个600平方米的演播厅，星光也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建设演播厅的民企。”陈瑞福也没想到，演播厅刚一建成，电视台就抢着租用，随后，星光又一口气建设了3个演播厅。大家熟悉的《星光大道》、《幸福账单》、《艺术人生》等著名节目都是在星光录制完成的。2005年，星光投资建设星光影视园，“大本营”逐渐成型。

        “我们这一代创业者，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美好的时代。改革开放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”在占地3600平米的演播室内，66岁的陈瑞福拿着老照片回忆往昔，他身后，忙碌的工作人员正在搭建舞台。此时，一束聚光灯恰巧照在了陈瑞福幸福的脸上。